怎样才能促进技术研究成果的产业化*
吴敬琏
技术发明不能转化为商品，历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限制。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存在这个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虽然力求在这方面有所进步，但是情况还是不尽如人意，许多科研成果停留在论文上或实验室中，不能实现产业化。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使我国的众多开发区由简单的制造厂提升为创新基地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怎样把众多的技术发明转化为商品，使技术成果产业化，是一个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性的问题。
为什么技术成果不能顺利地转化为产品？许多人做了研究，原因主要归结为两个：一个是缺乏足够的资金供应；另一个是缺乏创新机制。我们这次会议的预定主题是风险投资在技术成果产业化中的作用，所以我首先来讨论资金供应的问题。
一、关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供应
从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号提案开始，风险投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似乎只要能够发展起一批风险投资基金，技术成果的转化问题就能顺利解决了。我认为这种理解多少有点简单化。
实现技术成果向产品的转化，资金供应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资金供应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有没有风险投资。更何况要想使风险投资发挥作用，需要许多基础性的条件，我们并不具备这些条件，而且事实上，具备让风险投资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国家也并不很多。风险投资在高新技术产业融资中占主导地位是一种典型的美国现象，也就是说它需要一定的土壤。在其他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融资形式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对资金的需要，风险投资并不是这种资金的主要供应者。
因此，我们需要全面地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资金的供应。根据斯坦福大学亨利·罗文教授的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在它们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不同的融资形式，如图所示：
资料来源：斯坦福大学 亨利·罗文教授
从这个图示可以看出，实际上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资金供应是适应着它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在种子期（研究期），也就是一种产品的研制阶段，它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发明人和所谓天使投资商。惠普公司刚开始在汽车房里建立的时候，休立特(William Hewlett)和帕卡德(David Packard)就是用了特曼(Fred Terman)教授的538美元天使投资。到了一种产品的开发阶段、成长阶段，就会有风险投资的介入。而到了成熟期以后，在首发公开上市（IPO）的时候，风险投资往往就退出公司去进行第二轮的风险投资。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阶段，是一个存亡未卜的时期。这时，风险投资当然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风险投资在这个阶段不光有资金供应的功能，而且风险投资家一般都会帮助创业企业来改善它的经营，包括市场销售等等。
风险投资有两个定义，一个是窄的定义，一个是宽的定义。窄的定义是按照美国斯坦福大学Thomas Hellman教授的界定，也是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界定。按照这个定义，风险投资是指“由专家管理、并为有增长潜力的创业公司提供股权或融资的资本”。宽的定义则把天使投资也包含了进去。根据窄的定义风险投资有四个特点：（1）由理财专家管理；（2）拥有权益式融资工具；（3）投资于尚未赢利、尚未销售甚至还没有生产出产品的，但是具有很大赢利潜力的创业企业（startups），即投资于所谓“尚处在婴儿期的巨人（infant giant）”；（4）通过转让已育成企业的股权获得高额盈利。风险投资在硅谷被称为创业企业的“教练员”，对创业企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为什么要强调风险投资的定义呢？因为在我们这里经常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国外的先进经验虽然被引入了，却引喻失意，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要先明确风险投资到底是干什么的。
目前我国各地组建了大量风险投资公司，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据估计全国至少有上千亿的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一般估计有5－6千家。这当然是一种很可喜的现象。可是这些风险投资公司有一些问题：一个问题是相当一部分风险投资公司是由政府出资，由政府管理的。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和高回报，它的经营状况必须与管理人的利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直接影响管理人的利益。由政府出资、政府管理的风险投资公司多半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是会失败的。根据中国以往国有风险投资公司的经验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前一些时候人们说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之所以发展不起来，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产果，是因为没有风险投资。其实早在1985年国家科委就设立过一个很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叫做中创(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可是如同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公司在1998年破产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虽然现在成立了不少风险投资基金，但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环境不好，所以真正做风险投资的都做得很苦。我的一些朋友和学生，真是想为高新技术产业做一些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在股票市场作短期炒作赚钱却很容易，投资界弥漫着赚方便钱的空气。因此即便是这样的投资公司，也不得不把自己相当部分资金拿出来在股市上“打新股”也叫“摇签儿”，或是在二级市场上作短期炒作。即使盈利情况很好，这个资金也很难进入真正的创业企业，因为比较利益差别太大。碰上了如“泡沫破灭”价值回归的情况，这种基金就面临破产的危险，就像现在。当然，我不是说在股市上做投机就是错的，而是说不同成份的资本，它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有不同的功能，风险投资的主要功能是培育创业企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高额回报”理解得太轻易了。从经济理论上说，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回报必然是与风险对称的。但在我们这里，许多投资人只想取得高回报，却不愿意承担风险。美国的风险投资从进入企业到退出，也就是把一个企业从幼年培养到成熟，平均时间为5到7年。但是现在我们有的投资人要求风险投资刚一投入创业企业就退出变现，取得高额回报。这就使得一些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有很大的压力，很难选项目，因为投资人天天逼着它赶快拿回报。
那么，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改进呢？
第一，改进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风险投资的特点使它要在制度上保证一线操作者的个人努力与个人收益直接联系。那么用什么方式使其制度安排适应风险投资的这种需要呢？美国风险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在旧中国这种企业制度叫做“两合公司”），基金管理人员作为普通合伙人负无限责任，而投资者，如银行、大公司、政府风险投资基金等只负有限责任。这种形式在我国许多地方已经在试行。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合伙法》没有有限合伙，我国的《公司法》没有两合公司，虽然深圳和北京已采用地方法规的形式对有限合伙这种企业制度加以规范，但是实际的运作并不是太好，亟需将法律框架建立起来。另外有一些地方如浙江、江苏、上海等地都采取了变通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比如政府出资成立一个基金，然后跟别人合资建立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再招募基金管理人，在管理人这一级采用变相的有限合伙的方式：风险投资公司出全资，管理人也许出一点，但是有比较大（比如说20-30%）的分红权，同时后者要做出一定的承诺，比如在5－6年期间，保证他所管理的基金有一定的回报，如果基金破产，管理人要付无限责任。这种做法现在正在试行，我建议举办交流会来交流经验。
第二，改进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风险投资的核心竞争力是把处在种子期的创业企业培育成长，所以在创业企业已经成长起来以后，风险投资需要退出，去做下一轮的孵化工作。现在讨论得比较热烈的问题是二板市场能不能开通，证监会的官员们认为他们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但由于现在主板市场上某些不正常状态和部分准备在二板市场上市的公司想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重演主板市场上圈钱的把戏，使领导顾虑很大。我个人觉得，领导上的这种顾虑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有的地方的党政领导的确成立专门的班子来包装企业准备上市圈钱。但是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政府应该用积极的方法来解决。能不能让二板市场不再重复主板的道路呢？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主板市场上某些不正常状态的主要原因是有些领导机构希望通过主板市场来为国企圈钱因而放松了监管；而二板市场与主板市场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点，就是二板不以国企为主，所以拟议中的二板市场比较容易克服主板市场当初遇到的障碍，完全按照国际惯例来严格监管，也就是说，监管部门着重于执行强制性的披露制度，只管上市公司的信息是否准确、全面、及时地披露，而投资者买或不买、用什么价钱买等决策是由投资者自己决定的。只要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监管，而不是能否上市以及发行额度、发行价格都由监管机构决定的行政审批式监管，我个人认为二板市场是可以管理好的。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对风险投资退出通道的注意力只放在二板市场上。我国的二板市场与美国纳斯达克是具有完全不同的交易规则的市场。纳斯达克来自柜台交易，是一种改进了的柜台交易市场(OTC market)实行做市商(market maker)制度。我国拟议中的二板市场的运作方式仍沿用主板的模式，实行集中交易，只是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在股本规模、资产质量、营运及盈利记录等方面的要求标准比主板低，所以是一个上市标准较低的集中交易市场。对风险投资的退出来说，柜台交易比集中交易更重要。目前我国还没有开放柜台交易。我认为，可以采用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方式，搞得更规范一些，这样就可以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把纳斯达克式的场外交易进行起来。此外，协议收购是风险投资退出的重要通道，即使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退出的也只占全部风险投资退出的30％。
第三，改善投资环境，方便创业。
投资环境的改善不光是与风险投资有关，还要更广泛地考察我们在对高新技术产业资金供应存在什么问题。改善投资环境的目的是为了让创业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企业的成长是投资盈利的基础。如果创业企业不能很快成长，各种投资其实都不太可能顺利地发展。如果风险投资投进去以后，这个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像有些上市公司那样，主业什么也没有，风险投资怎么可能收回，投资怎么可能取得盈利和进行第二轮投资呢？如果这样，资本链条就会中断。
建立方便创业的投资环境，其中一条是减轻企业的负担。这一条应该马上就做，减轻它们的负担，包括税收负担和各种摊派，手续费等等。这几年国家的财政收入情况非常好，每年增长20％多。根据目前的宏观经济情况和国际环境，大家都同意应该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过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财政多花钱，例如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另一个是财政少收钱，让利于民。前几天，财政部决定把证券交易的印花税减半。我不反对降低股票交易的印花税，但是如果财政有钱可以减税，我看首先应该减工商企业的税，因为实体经济是整个经济的基础。在过去的三年里对我们的中小企业采取了一些扶持措施。这些措施还应该加强，要让有志于创业，有能力创业的人都能很容易地创业，而且使创业企业的经营环境足够的宽松，让那些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技术发明的转化做出贡献的人得到好处。我认为，一个经济中的实质部门是基础，金融部门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走向繁荣的。
总之，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经营环境要在作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改善。今年我们在中关村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深感到高新技术企业创业的障碍太多。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针对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提出的意见进行整改。我想上海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因为北京有很多中央部委，办起事来比较难。
二、关于创新机制
资本的支持和科技力量一样，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实现产业化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有利于发挥专业人员创造性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三年前的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周上，我曾向高新技术创业人员推荐过《地区优势：128公路地区与硅谷》一书，它的作者A·萨克森尼安教授通过对环绕大波士顿的128公路地区和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硅谷这两个美国最著名的高技术产业基地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尽管它们开发的技术是相近的，而且在同一个市场上活动，但结果却是前者遇到了挫折，后者却蒸蒸日上。发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硅谷有很好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由此，我们得出了制度重于技术的结论。
去年又有一本名为《硅谷优势》的书，它是由斯坦福和硅谷地区的一些风险投资家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从业人员共同编写的，它总结了硅谷的十大优势，即：1、有利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游戏规则；2、新产品、新服务、新市场和新企业模式的熔炉；3、高质量、高流动性人才的乐土；4、才华和能力主宰一切而不考虑种族、年龄、资历和经验；5、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氛围；6、开放的商业环境；7、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交流与合作；8、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之间的亲密合作；9、高质量的生活条件；10、风险投资家、银行家、律师、猎头公司、会计师、咨询专家等的商业化专业服务。
我们需要好好研究这些成功的经验。当然不能照搬，但我们可以学习吸取它的精神、本质的东西。我们这个长时期的农业国家，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要吸收这些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东西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认为，至少浅层的东西学习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深层的东西如文化等，学习起来就比较困难，但也要向这方面努力。
我认为，在近期我们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改进：
第一，端正政府的行为。
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所能起的作用，不在于直接配置人力物力资源，也不在于对科研工作和企业经营发号施令，而在于为高新技术产业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新加坡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对我们有些启发。如同大家知道的，新加坡政府是一个很有效率、又很廉洁的强政府。在独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它通过自己的权威领导和控制整个社会，在实现新加坡的经济起飞中作用非常强大。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先生也一再强调，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要保留我们亚洲价值观，要根据儒家的哲学来管理社会。但是，近年来新加坡的领导人很敏锐地看到，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对于高新技术的发展起妨碍作用。在去年全国政协召开的“21世纪论坛”上，对于在全球化与中国经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加以现代化的改造，有的学者认为就是要用这些东西来抵制西方文化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的冲击。大家都想听李光耀先生的意见。出乎意料的是，李先生在他的长篇讲演中一次也没有提到亚洲价值观和儒家哲学，相反他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是发挥个人的创造性，一切政策措施都要服从这个目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知识经济才有可能发展起来。到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李光耀先生在答记者问时明确地指出，儒家文化抑制人们的创造性。在知识经济时代，它已经不适应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应该向他学习，这么大的年纪，可以吸收新的事物，对原来成功的做法，做一个批判性的新认识。我们也是既有儒家传统又有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政府常常什么事都管。北京大学教授，也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邹谠先生就指出过，中国的传统是个全能政府。中国很早就提出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是成效不能令人满意，我看这中间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由政府来做规划，政府来调配人力、物力、财力，然后组织攻关，再由政府组织技术发明的产业化转化，这种做法在赶超的时候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在创新时，它的弊端就比较明显。在去年的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周上，我比较了美国和日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不同做法，说明过这个道理。在我今年出的《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这本书上有这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改进二：将大量专业人员从旧体制下解放出来
现在有相当大一部分科技力量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中，其中不乏优秀的创业人才，他们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展创新活动的一支生力军。如果能将这部分力量动员起来，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将是不可估量的。目前发挥他们的作用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所谓院办企业、所办企业和校办企业。应当说，这并不是一种最适当的高新技术企业组织形式，既不利于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又影响学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和科研。应当让它们独立出来，成为独立企业。有些地方已经在这条路上往前走了，如中科院的联想集团、地奥制药公司等等。它们的方向是对的，成效也很显著。
改进三：建设良好的创新基地。
政府应和社会各方，包括商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等等共同努力，为创业企业建设良好的“栖息地”或“孵化器”，为专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制备条件。因为我们原来的社会资源条件比较差，法规也不健全，所以在开始做“孵化器”的时候，常常要由政府来设立，使它们变成了一个由政府管理的有形机构，进入这样的机构和接受“孵化”要先由政府来认定它的“高科技含量”。这类做法不利于发挥一切创业力量的积极性，所以应该尽快向社会化、商业化转化，把“孵化器”的围墙打开。
问题1：吴教授，您刚才讲到新加坡李光耀先生的反思。上海的民营中小企业很多，但都长不大，这是不是因为上海的环境与新加坡相似，政府的作用太强导致的？
吴敬琏：我每年都要到上海来，但都是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给学生上课，所以对目前上海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很了解，不好回答你提出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我想强调的，就是政府的作用应放在创造能让专业人才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环境条件上。这并不是说政府什么事都不要管。我们现在还处在改革时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东西到处都在，在体制的除旧布新方面政府可以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还非常多。
问题2：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风险投资业并不是缺少资本，而是缺少真正的风险投资家。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敬琏：中国在过去确实没有风险投资家，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对企业的投资都是财政部通过计委拨下来的。我们需要大量的风险投资家和天使投资家，可是他们是不可能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只能在市场环境中产生。目前这种环境已经开始具备。新生的风险投资家要在市场竞争中煅炼自己增长才干。中国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有一些华人在硅谷从事风险投资行业，由于语言上的便利，可以与国内同行进行沟通、互相学习、建立合作。但我想风险投资家茁壮成长遇到的主要问题还是“制度重于技术”。风险投资的发展需要制度上的配合，有些制度如有限合伙制等比较容易建立，但有些制度，如信用体系、创业文化等等则不是很容易建立的。风险投资为什么变成一种比较典型的美国现象呢？就是因为它所需要的条件比较容易具备。我们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把所需要的企业制度、信用环境、文化环境等尽快建立起来。这样，我们的风险投资家就能在这种环境中迅速成长。相应地，随着风险投资家的成长也有助于整个环境的改善。用我们的台湾朋友爱说的话，就叫做“良性互动”。
问题3：应当怎样看待科技股的泡沫问题？创业板出台后怎么控制科技股的泡沫？
吴敬琏：我想泡沫问题不光是科技股的问题，而是整个证券市场的问题。当然现在对中国证券市场到底有没有泡沫和泡沫是好是坏还有争论。我认为证券市场很容易演化为泡沫市场，而股市泡沫不可避免的破灭又会形成对整个经济的巨大冲击。这是因为证券市场具有正反馈的特性，这就是说它很容易出现上行的振荡（股价暴涨）和下行的振荡（股市崩盘）。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风险投资，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今年初出了一本文集，收集了我近十年来对证券市场的论述，叫《十年纷纭话股市》，是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问题4：我是在传统产业中搞技术研究的研究人员，前一段时间上海市长徐匡迪提出要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我想请您就此问题提一些意见？
吴敬琏：我同意匡迪市长的意见，这需要从事传统产业和IT产业的人们共同努力。去年美国纳斯达克出现的问题给我们一个有益教训，就是今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方向可能不是用新经济消灭旧经济，而很可能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例如电子商业和传统商业就要结合起来。这并不是贬低了高新技术的作用，正好相反。我们是学理论经济学的，这门学科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发展，是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性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研究生产成本，而且要研究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中最重要的是信息成本(information
cost)。在我看来，网络技术最具革命性的影响，就是能大大降低信息成本。所以，一方面，传统产业要尽量运用新的技术，首先运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比如有些传统产业搞了ERP（企业资源计划），改造的收益就非常大；另一方面，ICT产业和生物技术也要深入到传统产业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目前在西方国家用高新技术去改造、重组传统产业已经成为主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