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吴敬琏
我想说几点想法来引起讨论。
一、20世纪遗留的问题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经历了三个方面的转变过程，即(1)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进一步到现代经济的转变；(2)从农业社会到城市化社会的转变；(3)面临着从自然经济（后期是孙冶方所说的“现代自然经济”即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百年间经历了许多曲折：前半世纪由于战乱不已而没有实现这种转变；后半个世纪的开始30年由于选择了缺乏效率的计划经济模式而进展缓慢，只是到了最后的20年才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但是实现三个过渡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按照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规定，在20世纪末，也就是今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看来这一点没有能够实现，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加紧开拓，因为时间拖得越久，体制内部的张力就会越大。这就是说，要在一些重要的环节上狠下真工夫。
首先是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放小”的工作进展得比较快。今年大型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的动作也比较大。可是即使从今年已经改制上市的电信部门、石油部门看，也只是搭起公司制的架子，离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正常运转还有相当的差距，更不要说还没有实施改制的电力等部门了。今年国有企业的财务表现好转，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有诸如注入资金数额巨大、“债转股”停息倒账以及石油价格上涨等客观条件的改变等。可是有些人却由此产生了错觉。在一些人看来，既然国有企业已经脱困，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有进有退地调整国有经济的措施，好像又有所淡化。
第二个问题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现在地区间的差别很大，有的地区比较好，有的地区还很落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所需要采取的配套措施没有出台。2000年初曾培炎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讲到的，促进民间投资，要全面地清理过去的各种规章制度，明令取消对民营经济各种各样的歧视性规定，这项任务没有完成。因此，民间经济和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由于国有企业大量职工下岗，社会保障体制迟迟没有建立起来，过去发展乡镇企业时大量的集资等问题，引起了群众的激愤，出现了一些事端。有些论者认为这些是由于改革太快造成的。我的看法相反，显然它们是因为改革的进程不够快造成的。例如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就是由于城市改革进程不够快，没有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的办法，能解决的问题不多，引出的问题却很大。因此一部分农民的经济状况恶化成了一个爆炸性的社会问题。
第三是1986年小平同志就已经提出来，政治改革不能太落后于经济改革，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快的解决，所以张力就比较大。江泽民总书记在邓小平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中提出在加快经济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改革。十五大又提出了一个总的方针，就是要“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看这个任务要在21世纪完成。
据我观察，有些地区，比如沿海地区，从经济层面上看，应该说已经进入一个初级的市场经济时代，但是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积累的问题很多。而且越是进入了市场经济，如果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改革没有跟上，矛盾的尖锐程度就越大。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浙江考察，那个地方从经济上说是全国最大的亮点，但是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说它的问题仍然很多。我发现干群关系好像还不如前两年。前两年我私下跟小老板交谈，他们大致上是满意的，认为只要给点钱就可以把官员“摆平”，使官员保护自己，比别的地方还是要好一些。现在他们对政府官员的要求提高了，对政府办事不力很不满意。也许我们有些官员觉得很不痛快，认为私营企业家的翅膀硬了，就对政府的工作说三道四了，是对政府权威的一种挑战。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本来官员就是由纳税人养活的，为大家办事，受纳税人监督本来是自己的职责。今年一年，浙江经济最发达的台州和温州两个地级市，连报三个黑社会小流氓把整个市的市委、市政府控制了。这给我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因此，社会上有强烈的呼吁，法治一定要快些建立起来。这一基本问题我们应当在21世纪初期解决，不能拖得太久。
二、21世纪面临的新挑战
由于21世纪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20世纪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挑战又将到来。这里讲两项目前可以预见的挑战：
第一，WTO的冲击
今年下半年以来，报刊上对中国在加入WTO以后短期内会遇到哪些挑战的报道开始多起来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报刊和各种会议上所强调的好象都是长期利好的一面，而没有说我们怎样做才能把短期冲击转变成为长期利好。接近年末，许多部门、许多地区、许多企业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拟定了应对挑战的有效办法。实际上，不同的部门、地区和企业在认识程度上的差距很大。至于说到措施，差距就更大了。
我们许多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现在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垄断。实际上它们的这种垄断地位是很脆弱的。一旦向国际上的惯例看齐，受冲击的程度还很难预料。例如最近国外股市上出现了两次有关中国的大的波动：一次是移动电话由双向收费改为单向收费引起的红筹股的大幅度下跌。股价大幅度下跌以后，信息产业部的负责同志出来澄清，说两三年内不会改。这样，股价有一点回弹。但是，这个讲话深层的负面影响更大。市场反映，中国的监管部门的随意性太大，不可靠。另外一次是最近刚发生的，国家计委决定国内油品价格随着世界原油价格下调，引起SINOPEC和PetroChina的股价急剧下滑。本来，既然中国油品价格已经与国际接轨，国际原油价格一涨，我们的油品价格就跟着涨，国际石油价格下降，国内油品当然也应当下降。但是，海外的投资人却说，你们的一个公司路演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政府承诺上调的时候马上就跟着调，下调的时候要有一个滞后期，现在的做法违背了原来的承诺。
这里就牵扯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在加入WTO以后还能保持多久，它们不靠这种垄断权能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监管机构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二，新经济的冲击
前些时候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技术层面上的冲击。其实，这方面的冲击虽然会很大，但是并不是太难解决的。只要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能够适应，能够发挥我们的优势，是完全能够迎头赶上的。最近我去香港看国际电信联盟的四年一次的亚洲展，跟电信界的朋友有很多讨论，比如说，他们也承认，我们深圳华为这个民营企业在光通讯技术上是在世界前列的。可见中国人不是不能干，问题在于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环境常常抑制了人们聪明才智的发挥。所以，必须改变我们的体制环境，把我们的企业家和发明家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
20世纪末期以ICT等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网络经济时代的社会组织将是网络式的，不是层级式的。这就是说，社会的每一个单元都面对着所有的单元。本来市场经济就是对层级制社会组织的一个冲击。这一关我们就没有过。现在问题进一步深化了。从企业组织的“扁平化”到整个社会的网络化，要求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组织方式发生改变。如果我们的社会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不能适应这种状况，起码新技术发展不起来。新的技术要在新的社会组织下才能顺利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农业经济时期，当使用非常粗笨的工具时，可以用奴隶进行农业劳动；而机器大工业就需要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大军；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人的自由意志就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久前我在全国政协的21世纪论坛上主持过一个小组讨论。会上对于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不应当强调“亚洲价值观”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然后听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午餐讲演，我想他一定会谈这个每会必讲的题目。使我大感意外的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亚洲价值观”。相反，贯穿他整个讲演的只有一条，就是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从接班人的选择到投资，都要考虑如何发挥每个个人的创造性。后来在政协的组织委员会总结的时候，我特别提出要请领导们注意李光耀先生的讲演。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权威主义这套东西，在新经济中必须改变了。
最近我去香港接受浸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时，正好李光耀先生在同一天接受了中文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学生们以李先生在新加坡实行权威主义为由示威，反对授予他学位。我想起来他在“21世纪论坛”的讲演，觉得学生们太求全责备了，所以我就跟我所在学校的校长和同事们说，学生们看不到人家的进步。但我的同事认为他虽然说了，但做得还不够。接着我到了新加坡，问我那些新加坡朋友怎么看。我的这些朋友，有企业界的，有经济界的，还有属于精英集团的。他们认为新加坡领导正作出极大的努力去适应21世纪的新经济。例如，新加坡新一代的领导人已经对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特殊私有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放松。还有执政党（统一行动党）非常注意吸收专业人士，就是拔尖的人才。因为过去的民意调查显示，专业人员往往不喜欢新加坡那样管束太严的环境。这就使得新加坡在九十年代高新技术创新显得不那么活跃。新加坡领导人为适应新经济作出的努力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国大多数地区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初步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即使一些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进地区，也还没有建立法治和其他的现代社会体制。我们原来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层级制社会，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来管理。很难设想在网络社会还按原来的方式进行管理。那么，管不了就会出现冲突，出现混乱。21世纪将是一个非常有生气，非常动态的社会。适应不了这种状况，社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各种紧张关系。我们对这一点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并要加以适应。
三、如何面对挑战
我想第一件事，还是要加快完成原来预定的任务，赶快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这个事情要加快干。刚才我说道几件事，国有经济的改组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就是说非国有经济的要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形成一个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不仅是这样，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支持性结构，没有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市场经济是根本没有办法运转的。而在金融体系改革上，比起国有工商业改革恐怕还要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微观组织的构建；第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利率要市场化；第三，按照市场经济的理念实施金融监管。
如钱颖一教授所说，要从一个原始的或者说不好的市场经济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或者说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这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建立法治国家，而这种问题就涉及到政治改革了。十五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号。现在看来，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怎样把法治国家建立起来的艰巨任务。
首先什么是法治？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内，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弄不大清楚。最近人民大学一位老师写了一些启蒙文章，有好多知识在里面。他最近在人民大学讲课，讲到议会没有权力改《宪法》，我以前就不知道。更麻烦的是，我们没有法制的传统观念。我说一个有趣的现象，江总书记在十五大上讲的一句话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次政协开会，我发现提交给会议的文件草稿上，只有前一句没有后一句。后来我发现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为什么只有第一句，没有第二句呢？用点语法修辞学的分析，发现这一点的真实意义，就是第一句话隐含的主语还是政府。原来有一个叫“以法治国”，那个是非常明显的。政府官员把法律看作统治手段，用以治老百姓。依法治国好一点，“依”比那个“以”要好一点。但是政府官员仍然是隐含的主语。“法治”用我们通俗的话说，首先要治政府，划定政府职能的范围，明确政府的责任。
政治层面的改革，首先是人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从经济学家来看，首先是财产权利的保护，我一直觉得在199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我们经济学家没有尽到责任，没有把财产权的保护写进《宪法》中。还有其他的权利，比如现在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渠道非常狭窄。贪污腐败全靠由上到下的监督，这怎么可能得到抑制呢？
第二个层次就是法治，第三个层次才是直接选举制度。
在纪念改革二十周年的时候，有人约我写文章，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有一天，在我似醒非醒的时候，突然想到了狄更斯在《双城记》最开头的那一段话，“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这就是说两个方面的情况、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两种前途都是可能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努力的程度。
希望与大家共勉。在21世纪尽自己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做更多更好的工作，并取得好成绩。
讨论------------吴敬琏：“十五”的经济走势的乐观方面和不很乐观方面
首先，对“九五”的情况说两点看法。
第一点看法，“九五”期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是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一个因素是严重的相对过剩或低水平过剩；第二个因素是世界经济的走势。从1995年以来，这两个因素一直起作用。无论是回过头看过去，还是看“十五”，我们始终要注意这两个问题。从决定中国基本走势的外部环境因素看，这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最近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走势看，一些消极的现象正在出现。所以，我对“十五”期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看法不是很乐观，这是第一个看法。
第二点看法是，国内经济还有一个不能令人乐观的因素在起作用：除沿海地区之外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生了一些很值得我们深思和注意的变化，刚才邱晓华同志讲过了，进入6月份以后，投资在下降，6月份最高是18.4％，十月份到了6.7％了，我想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靠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撑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是民间投资，依然不旺。这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经济增长不能光靠国债刺激，民间的投资一定要启动起来。
其次，我对形势分析的方法说几点意见。
第一，对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仅从用财政政策直接增加需求方面着眼来看需求变化有局限性，还应对供给方面的变化导致需求增加，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们分析今后的经济走势的时候，也不能光看政府需求政策的拉动作用。最近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个研究报告，把明年的增长速度直接跟国债投资直接联系起来，说国债投资是1000
亿会是怎么样，国债投资是1600亿又会是怎么样。我认为这是有片面性的。更重要的是供给方面的活力增加，要真正估计明年的经济走势，从国内因素来看，主要看企业的活力明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进一步的改进还是发生逆转。这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而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国家发多少国债，政府投多少资上面，因为财政投资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而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行的时间越长，负作用越大。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负太重会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二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则导致通货膨胀，或则导致股票等金融资产的价格膨胀即泡沫经济。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第二季度会议的新闻公报里面有一句话：我们注意到资产价格的变化。这里讲的就是后一种隐患。
第二，用什么样的观点去阐释各种政策，是一个重大问题。譬如西部开发，报刊往往只提到明年一系列大项目要上马，而不及其他。我很赞成这样的观点：西部开发一定不要搞计划经济的老路，西部开发能不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恐怕要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方法。最好的是市场经济的方法。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民间投资到西部去。用这个方法搞西部开发，才是长期利好的。
第三，希望统计局改善现在的统计方法。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下，我们统计要能够适应这个形势，改变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依靠报告的统计办法。这样我们的经济学家，才能有材料可加工。比如固定资产投资的季度数据都是讲国营和外资企业，国营控股、民间投资反映不全，这容易造成我们的判断错误。
吴敬琏：对当前财政政策与金融形势的两点看法
我说两点意见。
第一点，刚才有同志说，明年继续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无可争议的，我并不这样看。我认为，今年的经济好转不仅仅是靠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得的。经济增长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企业的积极性和企业活力的提高。我认为要调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力度，把政策重点放到进一步贯彻供给方面的政策方面去。我们的经济今后是不是能继续向好，取决于这种政策调整。供给方面的政策必须一贯地执行下去，而且力度要加强。这就是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改组；也包括民营企业，要实行国民待遇，采取无歧视甚至有所帮助的政策。
第二点，对易纲刚才对金融状况所作的分析。我觉得是过于乐观。我前两天在中关村开会的时候见到农行的一位常务副行长，他说新的银行不良资产正在积累。而且他的数字使我很诧异。我还要补充地说，光从帐面上不能完全反映出银行到底有多少不良资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货币的超量供应已经持续好几年，就是说，货币的供应量的增长大大超过通货膨胀率加上GDP增长，有一部分货币的价值没有实现。于是有些经济学家提出，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我不认为近期会爆发通货膨胀，但是我认为应当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会发生像日本1990年那样的金融泡沫破灭。1986年广场饭店会议以后，根据“广场饭店”协议，日元对美元等西方主要货币大幅度升值，于是造成日本出口下降和经济衰退。当时日本政府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开始效果很好，物价指数也没有上升。后来才发现超量发行的货币原来跑到资产市场上去了，导致地产、股票、期货价格的飚升。80年代末期的巨大资产泡沫到90年代爆破了。那个时候日本股票价格跟我们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市盈率大致是60-80倍。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照我看这么高的市盈率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虽然我们的一些证券报纸和经济学家还在鼓吹明年股价还要进一步上升。另外即使就是个人消费信贷我们也应该注意，这里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在大牛市的所谓“资产效应”的影响下形成的信用也是有风险的。日本经济在80年代后期看起来一点也没有问题。东京一个小房子的市值就可以抵得上美国一座很大很大的房子。但是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这些都变成了不良资产，以致于日本银行有一万多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日本经济还没有重振的迹象。所以我不那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