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高技术开发区看创新机制*

 吴敬琏

                               北京试验区的经验符合世界的共同经验

 

　　在回顾过去三年北京高技术开发区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时，大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即这三年的变化和成绩主要是依靠了一个新型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它是市场导向的；再者，这个体制下的生产经营单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因而是充满活力的。有了这两大特点，作为开发区精髓的科技人才、科技企业家，才有了充分施展创造才能的机会。

　　这次战略研讨会上取得的这个共识，是极其重要的，它是跟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相吻合的。关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从中世纪末的手工场商业到后来的工业化，到近代的现代化进程，各国经济学家写了很多的书。其中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有关的，我觉得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内森·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和小伯泽尔(L．E．Birdzell,Jr．)写的一本书《西方致富之路》，副题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How The West Grew Rich：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当然，其他分析研究现代化过程的书也多各有特色，各有重点，侧重分析的方面有所不同。譬如，新见自由主义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写了好几本颇有创见的书，描写了西方兴起的过程。他们强调的重点在于产权的明晰化。而罗森堡和小伯泽尔那本书强调的则是创新活动和创新体制。他们认为，创新活动的蓬勃发展是西方国家能够富起来，并且很快地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他指出，经济的增长不外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创新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另一个是投入：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积累的增加。他分析了这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后指出,效率的提高和投入的增加当然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但是他们依据众多的史实和分析，指出，从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尤其是从十五世纪中期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来看，显然创新日益成为这个时期发展的主要依靠，主要来源。他在书中就创新机制的形成条件作了深层的分析。他们指出，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形成持续的、社会性的创新活动是不可能的。譬如，就技术创新而论，他们指出，西方曾有一种经济理论，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很快地发展的原因，是因为西方拥有一批科学技术发明。对此，罗森堡和小伯泽尔提出了反论说，就科学技术而论，中世纪末到十五世纪，中国和阿拉伯显然高于西欧。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反倒后来居上，很快地发展上去了，倒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却停滞了呢？这就是因为后来西方具有了一个能够不断创新的机制。他们认为，要确立这样一种创新的机制，必须解决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一是创新决定权的分散。如果说,创新的决定权力非常集中，不许大家都来创新的话，只有几个人，或者说只有北京故宫里的皇帝才能决定，那么，那种社会性的、蓬勃不断的创新活动肯定是不能开展起来的。二是要具备实施创新的能力和手段。显然，掌握和支配必要的资金和资源是能否实现创新的第二个必备条件。三是既要给创新者以持续的动力，又需不断的施以一定约束，促其利，防其弊。

　　显然，要确保建立和保持上述的三个社会性创新的条件，就要依靠一定的经济社会体制。所以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以后迅速发展起来，原因就是它建立了一个能够通过不断创新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体制结构。看来，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有说服力的，值得我们注意。

　　罗森堡和小伯泽尔还在书中对十九世纪形成的有利于持续增长的体系，或称“成长体系”中三个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企业、市场、竞争的分析，也是有启发性的。

　　企业：在中世纪的欧洲，企业首先是要经过政府的特许，才能建立的。同时还要受到行会(常常还有教会)的限制，企业不能自己做出决策，产品也不许自由买卖，要按照行会或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也就是没有“自主权”。但到中世纪末，就逐渐放松了这种政府、教会、行会对企业的管制。到十九世纪中叶，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已普遍获得。这包括公民有权不经过政府的特许，就可以组织、建立企业；企业有权决定如何生产，把自己的产品销售给谁和按什么价格销售；除法定的纳税义务外，企业有权抗拒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对企业财产的侵占和剥夺。有了这几个自主权，企业就成为能够自主作出各种经营决策的单位，包括能够自主地对自己的创新活动作出决策，可以调动所需的资源实施自己的创新，可以获取创新的增益和承担创新失败的后果，等等。这样的企业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既有自我发展动力，又有自我约束机制，有活力的、有益于社会蓬勃发展的经济细胞。

　　市场：罗森堡和小伯泽尔说得正确：“一般经济决策权和具体的革新决策权分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市场的出现。在市场取代习俗力量和政治控制，发挥决定价格和配置资源的作用的同时，它也成为革新获取所需资源的源泉和革新成功或失败的试金石，同时，市场决定谁应当从革新的成功获得报偿和报偿的多少。因此直至中世纪末，市场都是政府控制下的市场。到十九世纪产业革命前，随着贸易的扩大，各种有利于贸易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都出现了，如汇兑、银行、保险、复式薄记等。一个以竞争为特征的市场体系已发育得比较完整了。不仅产品市场，金融市场，而且各种要素市场都发育得比较健全。罗森堡和小伯泽尔在书中说，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那样，市场的发育是推动产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的因素。

　　竞争：形成市场的主体是独立自主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市场上活动，必须遵循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规则，这就是平等竞争。这种用竞争刺激变革的机制是对中世纪传统，即行政和宗教力量支配一切的明显背离。然而没有这种机制，也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创新活动和经济的迅速成长。

我认为，上述分析，比较深入地揭示了发达国家产业革命以来整个现代化进程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北京高技术开发区三年来基本作法，如坚持企业必须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的“六自原则”，实行“以市场为导向、与市场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是与世界范围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相吻合的。我们应该牢牢把握住北京经验中这些关键性的东西，自觉地着力推广。

 

　　　　　　　　坚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方针

 

　　说了上面这些学术论点，难免有“搬舶来品”、“食洋不化”之嫌。其实，改革开放已大获成效的十几年后的今天，向国外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本是进步之举，毋需避嫌。然而思想、意识的反复和困惑，却又常要我们多费些周折。其实，只要翻一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决议，就不难发现，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等等，都是总结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北京试验区，还有更早些的沿海经济特区，都是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和政策，才取得今天的成功的。这说明，上述的重要观点和结论，我们早在十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只不过近年来有些同志好像有点摇摆，以为商品经济、市场调节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指明我们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中核心要点有两条，一条是叫做“企业改革是中心环节”，另一条叫做“价格改革是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党的决议明确指出：“企业改革是中心环节”是指要把国营企业改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经营者”；“价格改革是成败的关键”是指要形成一个开放的、基本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进而形成以平等竞争为规则的市场机制。这说明，认识本是早已达到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坚定地贯彻上述既定的改革方针和政策。　当然，特区、试验区作为实行新体制的先行者，是有它们的特殊性的。这是因为，要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将长期沿用的以指令性计划来调节的经济，改革为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先建一些特区、试验区，在这些区内造成一个小气候，形成一个新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即罗森堡和小伯泽尔所说的一种有利于不断创新的“成长体制”，是理所当然的。开放改革十多年下来，北京试验区三年下来，证明特区、试验区是能够有效运转的，是能够振兴我们的经济的，是能够加速现代化的，证明两个三中全会及十三大关于改革、开放中一些关键性决定是正确的。不过，在庆祝改革开放路线的巨大胜利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特区、试验区已取得的成功，仅仅是初步的，许多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有待解决，新建立的“成长体制”有待完善。更重要的，两次三中全会以来的一些重要既定政策，还有待进一步落实和兑现。从试验区提供的材料看，既定政策未落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已答应给的特殊财政优惠未能落实。这在当前经济波动、治理整顿、银根抽紧、国家财政有困难的情况下，这类财政优惠政策确实难以完全落实。当然，今后有条件时仍可争取落实，但不宜抱过高的期望。另外一种是，新定的政策不是直接给企业某种优惠，而是允许企业按照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惯例，自主、自决经营活动，共短期、乃至长期决策，包括投资、物资、金融、管理等等都要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自主地全权作出。我以为，现在尚未落实的政策，最需要努力加以落实的是第二种情况。落实这方面的政策，并不受国家当前财政困难的制约。相反，一旦落实后，企业将获得活力，效益将提高，有利于国家财政善的改善。在这方面实际上不存在宏观经济状况的限制。如果说有什么制约的话，可能是一些思想上障碍，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误解。认为这样一些作法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这种想法我看应该打破了。在落实上述企业自主政策方面，各级政府应该采取主动行动。

　　我觉得，最近以来，有一些离开了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和特区、试验区政策的议论。譬如，有一种说法，认为开发区的企业也要“行业归口”。这种思路是属于传统体制，即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僵化模式”的。传统体制既然是用行政命令来协调经济，必然按行政系统即不是条条，就是块块，来进行管理。前几年块块太强，造成了一些分散现象。有些同志就想用恢复“条条”管理的老办法的办法来加以解决。事实上老在“条条为主”还是“块块为主”之间打转，是解决不了“条块分割”问题的。这几年出现的“块块”分割的问题，确实不利于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无疑应该有个解决的办法。但照我看不能用老办法，走老路子。还是要用特区、试验区已经实行的新办法，也就是用商品经济中通告的办法，通过有计划指导的市场机制来解决。其实用行政管束的办法解决重复布点、投资分散、规模过小等问题是不能取得成效的。这点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就拿电子产业这类新技术产业来说，最现实的对比，就是我们北京的东郊和西郊两大电子基地。过去在传统体制下，用国家大量投资建起了当时可称是世界前列的东郊电子集团，经过三十多年的行政部门集中管理和直接经营以后，它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呢？这是大家都清楚的。而近三年的西郊开发区的电子集团的建立和发展证明，靠市场导向，靠企业自主，靠公平竞争，不仅走得能，而且潜力巨大，前景催人行。东西两大电子集团的沿革沧桑，对比鲜明，对我们是很好的一课。

根据以上历史经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论遇到什么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向旧体制、旧机制、旧组织、老办法去回归，去复归。希望这能成为所有有志于我国改革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同志的坚定的共识。

 

新体制要完善和推广

 

　　从试验区的“六自”企业自身看，也有一个组织创新的继续发展的问题。

　　我们知道，企业的进一步组织创新、组织形式的升级换代，也是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能否适应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组织，这也是一个企业能不断保持技术创新的势头、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早就有人指出过，硅谷的企业常常因为没有及时实现这种转变而患上了一种名叫“青春期综合症”的疾病。这是因为，一个企业，尤其是新技术企业，在创业时，有几个技术、产品开发人才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地拼搏，搞出一两种新产品，也许就能打开局面。但创业成功、立下基业，要扩充、发展时，就非要有足够的经营、管理人才和既严密又灵活的组织系统不可了。而技术创新人才往往不一定也是管理人才。再者，一个风险企业，靠一两个发明可以起家，但在激烈的竞争中若没有及时和持续的技术升级和产品换代，也是难以持久的。更何况我国高技术产业起步时，企业大多属于临时性的试验性组织，产权界定不清，规章制度不明。以致发展至今，这种多少带有“合伙制”色彩的组织形式，再也不能够适应大事业、全方位发展的需要了。于是，人事摩擦，营运无方，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相互侵权，资金流失，短期行为盛行等问题时有发生，有的还相当严重。这些都与开始时许多问题界定不清、组织形式不适应有关。也都说明在体制改革深化的同时，企业自身的组织创新、升级换代也是当前改革的重要方面，是整个改革事业成败所系的重要部分。

　　我认为，试验区企业在进行企业组织的进一步创新时，把国际上的经验同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实现新技术企业的“法人化”(corporatize),把它们改组为以各种公有制法人持股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一条必由之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进行试验和加以推广。

　　从更大的范围看，既然沿海经济特区和北京试验区的成功一再证明，市场导向、企业自主、公平竞争的机制是一个可以不断激发创新活力，振兴我国新技术产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广，在全国范围内有步骤推行，即大力推进以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为目标的改革的时候了。

　　在当前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引导、经济建设将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轨道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下，我国经济、企业都将逐步向现代化科技产业方向转轨。现代产业跟庄园经济有个本质的不同，它的经营和经济运作完全不能局限在一个地方、一个地区、搞“自给自足”。它的产、供、销、服务、信息关系均将辐射到国内广大地区，也将跨越国界、介入世界广大地区。它的要素投入，不论是资金、技术、人力、物力、管理、信息的投入，都将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真正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它向外辐射的商品、服务、更是这样。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小区域内开发高新技术产业也难有前途。当前，北京试验区内一些企业出现“孔雀东南飞”的“南移”倾向，就给出了一个重要的预警信号。“南移”现象既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其自身发展中“无省界”、“无国界”、“大跨度”、“大辐射”这些基本特征的必然表象，也是区外北京其余地域机制不适应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信号。因此，坚持和扩大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改革已成为北京和全国当前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十分明显的事。

根据上述情况，不论从北京试验区的发展需要看，还是从我国整个现代化的发展需要看，在比特区、试验区更大的范围推广和扩散试验区的“成长体制”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最近常常听到人们议论如何摆脱北京市老产业和老企业的衰颓之势的问题。我认为，完全可以以向北京市的其他开发区以至全市推广试验区的经验为契机，利用北京市专业人员和研究机构密集的优势，大力振兴新技术产业，带动全市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