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独家专访改革经济学家吴敬琏
深圳商报记者 罗勤 徐香梅
吴敬琏，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著名经济学家，日前曾写下一段富有文学色彩的感言。
“二十五年前，我们欢欣鼓舞地迎来了一个改革的时代，然而对改革的道路和前景不甚明了。经过艰苦的摸索，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一切，对于许多改革的亲历者也是始料未及的。
我们将要走向一个在法治框架之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民主富裕文明的明天。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既要消除旧体制遗留的问题，又要解决新旧体制并存期间所滋生的矛盾，还要建设新的制度环境这样多重的局面。
一句话，这是一个希望的春天……”
10月26日，星期天，阳光灿烂。上午10点，记者走进了吴敬琏先生位于北京师范大学院内的家。
架子上是书，桌子是书，地上也是书。一位着深色西装、瘦削身材的老人正在书架前翻着一本书。
25年的中国改革走过了六个重要阶段
记者:中国改革已走过25年历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您亲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参与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重大方针的讨论和确立过程，为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作出了贡献。我们想请您回顾一下这25年的改革历程，它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当中经历了哪些艰难和曲折？
吴敬琏：我国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从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从那时候开始算起，改革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放权让利。它的基本理论根据是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当时对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苏联式的经济体制（现在我们把它叫做在国有制基础上建立的集中计划体制）有很多议论。这种体制的根本毛病是什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演里给它做了结论：权利过分集中。根据这个诊断，处方也就十分明确：目标是提高活力，方法是放权让利。
放权让利有两个主要方向：在“四人帮”垮台以前，主要的方向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到了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主要方向是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
第二个阶段，从1980年的秋天开始。改革不再是在国家机构和国有经济内部放权让利，而是在国有企业以外扶助非国有经济发展。现在不少经济学家把这种改革叫做增量改革，就是说存量部分——国有经济这个部分基本不动，只搞点放权让利，重点放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发展乡镇企业，在城市，允许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
这个阶段的改革大有成效。依靠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外贸迅速发展起来了。
但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并存的状态，不能全面地建立市场经济。到80年代中期，虽然我们的经济中有一个很有活力的非国有部分，但是主要的经济资源是国家控制式由国有企业支配。这种双轨并存的情况带来了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从党政领导到普通经济工作者都有人提出要改革国有经济和进行全面的改革。虽然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战略转变的决定，1986年还制定了配套改革方案，但是全面改革的困难和障碍都很大，1986年的方案实际上没有执行。
第三个阶段，整体推进的改革在1992-1993年开始进行。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在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上才取得了共识。1992年十四大正式形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得到落实的。这50条《决定》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蓝图。在这个蓝图里，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子系统都围绕一个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进行改革。我国全面的改革从此开始了。
1992-93年提出要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明确解答，就是它的所有制基础、产权基础。
这个问题在1997年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解决了。这次会议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对公有制做了新的说明。江泽民总书记在政治报告里明确指出公有制不仅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而且号召全党去努力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十六大把改革扩大到社会政治层面，提出了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十六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对国有企业组织形式是股份制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在完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强调依法治国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在政治文明以及党内民主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在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方面有了新的尝试。标志着中国改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提出了新的发展观
记者：吴教授，您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突破在哪儿？
吴敬琏：十六届三中全会，我认为最重要的突破是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的要求。这一要求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新的科学的发展观。在“五个统筹”中，除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外，其余四个都是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关的，比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十五次代表大会已经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建设法治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加突出，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层面的问题。经过这一段时间改革，发现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不光有经济方面的要求，与之相配套的还要有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改革。在我们前一阶段的发展中，有一个问题认识不是很清楚。就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为什么认识不足呢？恐怕其中有一条就是过分看重GDP的增长，把发展片面地归结为增长。有一些社会矛盾还在那里积累，而没有认真去对待它。讲五个统筹，五个统筹就意味着我们任何一项改革，都要考虑到社会的协调发展。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能把GDP增长看成是发展的基本指标。我们在这方面过去注意得不够。
十六次代表大会在政治改革方面提了三个口号，一个是建设法治国家，这是十五大提出的。另一个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有一个是提升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不光是政治体制，还包括整个社会组织。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金字塔式的一个社会，而是一个网络式的社会。网络社会就要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而“政府”这个词现在越来越用“治理”这个词来代替。通常我们用的更多的词是叫“治理”，就不是一个金字塔式的一个官员来组织、管理，而是一个网络社会里面的组织问题，各种有共同特点的人群，或者叫做社群，都有一个自组织的问题。
现在虽然我们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还面临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加快解决。因此，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任重道远。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记者：吴教授，经过２５年的实践和探索，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您认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了吗？
吴敬琏：我不作这样全称肯定的论断。应当说，市场经济的基本轮廓已经具备了。但是不能说中国经济的各个主要部分都已经完全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在那儿运转；或者说主要的经济资源都主要由市场进行配置了。例如金融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子系统，而这个子系统现在很难说市场机制在资本资源的配置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工商业中有大量的非国有企业，国有工商企业也有一部分改制了。原来外贸企业的改革比较落后，现在也已经基本解决了。看来，现在金融是一个薄弱环节。70％多的金融资产掌握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手里。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问题才刚刚提上日程。
记者：现在金融体制改革关键应该是什么？
吴敬琏：现在我们讲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讲银行体制、银行改革。银行体系怎么改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把重点放在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或者是国有银行股份化改制上面；另外一种观点，主张重点发展民间银行，新建民间银行。我的观点是两边一起上，双管齐下、不拘一格。如果加上股份制银行的股权多元化和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之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说是三管齐下。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除了金融体制改革，另一个重点是政府职能转变。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突破，是明确提出从管理型政府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必须改变单纯追求GDP增长指标的思路，把直接创造GDP的任务交给市场，政府经济管理的职能要切实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并致力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改革像登高，一定要走好“最后十里路”
记者：吴教授，不久前您在上海的一次演讲，认为中国经济没有近忧，但应当有远虑，您的依据是什么？
吴敬琏：改革像登高一样，进入新的阶段有新的矛盾了。改革是整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是整个社会的改革。所以，不大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我们正在走的这个路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子，震动比较小。但是不能因为我们解决了某几个问题就自满，认为我们已经完满地实现了改革的目标。我们用了一种先易后难的办法。这个办法是好的，或者说叫做“剥笋”的办法，外层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剥，越到了核心的部分越难。解决了一些老问题，有些新的矛盾就更加突出。所以，古人说，“行百里半九十”，后面十里非常关键，如果走不好，即使已经走了90里，还可能趴下。
实际上现在改革的关键是后十里路的问题。不能小视，不要以为90里都走了，10里很容易。走不好整个社会会失衡。历史上有很多经验，好多国家发生大的振荡，都是发生在经济最好的时期。法国大革命是这样，法国大革命前据说是法国经济发展很好的时期。东亚我们自己的近邻也有这样的教训。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刚刚发布了一个东亚奇迹大型研究报告，那时候东亚简直是如日中天。但是来了一个克鲁格曼说要出问题了，一些人非常反感。结果过了两年多，真的出事了，非常突然。
从近期来看，中国经济没有近忧，但从中长期看还是有风险。因为我国经济多年来积累起来的深层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不加注意，风险还会很大。所以，“虽无近忧，须有远虑”。 记者：您认为风险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吴敬琏：风险主要集中银行和财政体系。从需求方面看，目前拉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因素仍然来自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从供给方面看，过分着重于GDP增长，而不着重于效率的提高；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的。为什么现在还能够维持呢？维持高增长的过程中，金融体系起了一个输血的作用。但是由于生产和投资的效率不高，银行注入的贷款有相当部分变成了不良资产。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高达25%，加上1999年拨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差不多有贷款余额的40%。中国清理现有的不良资产大约要花3万亿人民币。而现在之所以这些矛盾没有表面化，是因为中国有大量年轻、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创造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都存了起来，准备将来用。这个钱因为没有其它的银行，所以就存在我们的国有银行里，这样的劳动力结构决定了中国的高储蓄率。在这种条件下，效率虽然很低，但却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增加投资以实现经济的扩张。问题将出现在2007年，届时外资银行内的人民币业务将全面展开，中资银行失去了对人民币储蓄的垄断地位，就无法靠高储蓄率支撑高投资率和靠增加贷款总量来稀释不良资产。
另外，我国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禁不住经济的波动，一旦经济慢下来，坏帐问题就会凸现。克鲁格曼在1994年预言东亚要出问题，这个着眼点就是东亚经济缺乏效率。他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东亚几个国家的投资效率，这个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就是说，你要多少元的投资才能增产1元钱的GDP。这个指标在一般的西方国家是2左右，就是说用两块钱的投资就可以增产一块钱的国民生产总值。东亚的那些国家则5元左右。这些国家每年生产出来的GDP，40％左右都要拿来投资，否则增长就无法保持。1995年以后我国ICOR提高得很快，也就是说，投资效率降低得很快，现在在5到7的水平上，就是说，要投五块钱才能增产一块钱的国民生产总值。我们去年新生产的财富，42％都用来投资了。由此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效率差。另外消费跟投资结构就不对了。因为你生产的目的是要消费，若为生产而生产，你生产出来以后没有人消费。所以，现在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GDP增长很好，物价却往下降，所谓“没有温度的高烧”或者叫“非典型过热”，就变成疑难杂症了。记者：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吴敬琏：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树立有效率的增长观念。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需要高增长率。没有高增长率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但是不能用很低的效率大量去投入。其实这个问题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提了，这是一个计划经济的老毛病。用另外一个语言讲，叫做增长方式有问题。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增加投入，另一个是提高效率。大量的增长是靠投入换来，或者叫做“外延式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记者：怎样才能提高效率？吴敬琏：提高效率基本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解决制度问题的办法是加快改革。金融体系的改革要加快，要把银行变成真正的银行；要让金融市场起到资本的基本配置者的作用。为了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高效率，应加快银行、国资和国企、社保体系等的改革，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 我现在越来越认为改良的道路是对的
记者：你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吴敬琏：我不赞成法国式的理想主义的办法，一来就翻天覆地，我们吃这个亏吃得太大了。
中国搞得好就是要用一种经验主义的方式、改良的方式。但是改良方向不能动摇，要坚忍不拔的推进一步一个脚印的改革。我现在越来越认为改良的道路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