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实践的真知灼见——评伏来旺：《转移战略论》
吴敬琏
今年7月，泰山研究院在内蒙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的腹地召开年会。在大漠包围之中和不时袭来的沙尘暴威胁之下，我苦思如何在我国400万平方公里草原地区扼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和如何使我国广大牧民脱贫致富的良策。在未有头绪的时候，读到原中共阿拉拉善盟盟委书记、现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部长伏来旺同志的《转移战略论》（内蒙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大受启发，使我的思绪豁然开朗。我认为，伏来旺同志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适度收缩、相对集中、转移发展”，即“人口向资源富集区转移，工作重点向城镇经济转移，主攻方向向非国有经济转移”的战略抓住了要领，完全符合实际，而且与我自己久久思考的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灵犀相通，不谋而合。
沙化问题历来是威胁我国农牧业和人民生存的重大问题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沙化土地扩展速度呈逐年增长态势，20世纪50-60年代为每年1560平方公里，70-80年代为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前期为每年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面积。90年代后期为每年3436平方公里。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农业专家和忧国忧民之士就针对土地加速沙化的严重后果大声疾呼，呼吁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这种危险的趋势。但是由于措施不尽得力，情况仍然没有好转。目前，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2%；沙地耕地退化面积达1.1亿亩，占沙区耕地面积的40%。土地沙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吹向东南地区以至飘洋过海，吹到韩国、日本的沙尘暴发生得日益频繁。据有关资料显示，从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154年里共发生沙尘暴天气70次，从1949到1990年的42年中也发生了70次。80年代以后发生的频率明显提高。90年代的10年里发生23次，2000年一年就发生了12次，2002年竟发展到一个春天就发生了12次。这种恶劣天气发生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强度之大为五十年来所罕见。目前全国荒漠化面积已达260多万平方公里，草原半数以上已经退化。有近4亿人口生活在受荒漠化影响的区域内。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国家在第十个五年（2001-2005）计划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全面停止3000多万公顷天然林采伐；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牧还草等工程，采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综合措施，治理水土流失和绿化荒漠。这些措施取得的初步成效使人们萌发了新的希望。
问题在于，面对着大自然对人类长时期恣意妄为进行的惩罚，这些“改过”的措施是否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坚决支持并持续地进行下去，仍在未定之天。在过去的治沙治土的过程中，我国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日趋严重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人地矛盾。我国草原和荒漠地区的人口约7500万人，人口密度大大超过了土地承载的极限。例如内蒙草原的羊群承载极限是4000万个羊单位，而目前的存栏数已达7000万个羊单位；而且其中对草场破坏力极大的山羊的比重近年还有大量增加。人们为了生存，对土地进行超过可能的开发和索取。这种对于土地的掠夺性使水土保持与农牧业产出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在过去为了人民长远利益所采取的种种禁伐、禁牧措施，往往与群众维持和改善生活的要求相冲突，因而遭到利益受损的人们的反对，而作为“父母官”的地方干部也对有关规定消极抵制。近年来中央政府采取了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等措施鼓励农民种树育草，使这种矛盾有所缓解，使农民关心水土保持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但是人们也有理由怀有这样的疑虑：这毕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当这种带有短期性质的措施中止以后，是不是一切又会故态复萌呢？
其实如何解决有限的土地资源与过多的承载人口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既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又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才遇到的。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可以说就是分析这一矛盾解决途径的重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的创立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
Arthur Lewis)指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商业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由他们的边际收益率决定的，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只能保持在极低的水平上。现代工商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职工工资收入大大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一方面会提高这部分转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增加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可以支配的资源数量；另一方面会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产出和积累；反过来，现代部门积累增加使它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到本部门就业。由这种互动关系造成的良性循环，会促使整个经济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渡到刘易斯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
“二元经济理论”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是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以至向农业产业化，即推进到刘易斯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中国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实践，把这种理论分析运用到解决中国的“三农”，即农业停滞、农民贫困和农村偏枯的问题上，指出“农业的文章在农外”，只有通过将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去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以至解决“三农问题”。我自已在《放手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一文中阐述了以“转移”作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的想法[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伏来旺同志提出的克服阿拉善盟草原退化和解除人民生活困苦问题的“转移战略”与经济学解决“三农问题”的“转移”思路是多么地相似。当然，伏来旺同志“转移战略”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它不但对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向作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可行的实施方案。按本书作者的说法，这包括：第一，收缩集中，将分散的农牧民收缩集中到资源好的地方，集中使用资金，使恶化的生态环境自然恢复。第二，移民扶贫，改变过去单纯分散救济的扶贫办法，对已经失去生存条件地区的农牧民居住点，不投入，引导其转移，帮助他们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发展商品经济，形成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第三，兴办工商业，对于农牧民集中以后出现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兴办工商业、发展民营经济走以工带牧的路。第四，加强城镇化建设；第五，通过人畜撤离，暂时放弃大部分草场，使其休养生息，自然恢复植被，改善生态环境。
目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支持下，阿拉善盟实施“转移战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九五”期间，阿拉善盟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例由“八五”期末的27：36：37改变为17：42：41，生态状况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善。预计在进一步执行“转移战略”的推动下，“十五”期间盟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将分别实现每年平均15%和12%的增长，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生态环境将得到更大的改善，生态与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将逐步建立起来。亲眼看到草原经济的巨大进步，我深深感到伏来旺同志和阿拉善人民的探索十分可贵，而且对于其他地区具有示范作用。我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阿拉善盟的经验，也希望看到一个又一个像阿拉善盟一样的地区通过运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有效地发展当地经济的办法来，那将是于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2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