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6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组新闻处
举办的个人记者会上的答问大纲
吴敬琏
1、关于中国股市和“国有股减持”
¡ 从1988年6月-2001年3月，我写了许多篇论著讲我对中国股市现状和发展方向的看法。这些论著后来汇编成《十年纷纭话股市》一书，于2001年3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我对2000年末-2001年初“股市大辩论”中人们提出的诘难作了全面的回答。我没有新的补充。
¡ 2001年3月以后在与股市相关的问题上我只发表过以下两点意见：
（1）不赞成2001年6月14日至同年10月22日期间采取的国有A股先按当前市场价格变现，再拨付社保基金的办法。我于2001年8月19日在山西省商业联合会的讲话以及后来的几个场合中都表示了不赞同的意见，我认为“目前的股价含有1999年5.19以后政府托市造成的市值虚升成份，在这种情况下变现对用高价买入股票的投资者是不公正的”。（见[山西]《专家论坛》杂志2001年第4期）
（2）呼吁政府尽快用国有资产（A股资产只是其中的很小部分）归还它对1亿多国企老职工（首先是退休职工）的至少1万9千亿元的社会保障欠账。我认为这是一个较之国有A股减持重要得多和紧迫得多的问题，是可以与A股减持的定价方式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见《财经》杂志2002年1月20日刊）
¡ 2001年后期，有一些论者对我提出了一些新的诘难。不过这些诘难往往是建立在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的基础之上的。例如，有一种在网站、甚至报刊上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吴敬琏鼓吹中国股市要“推倒重来”和主张“千点论”。我没有在任何场合讲过这样的话和提出过这样的主张。
¡ 关于二板市场，去年以来我已经多次谈过。特别是11月，我在上海召开的“风险投资与科技成果产业化国际研讨会”上系统发表过意见。我的主要观点是：（1）尽早开办二板市场很有必要，条件也已基本具备；（2）二板市场会不会重蹈主板市场的覆辙？我认为是有可能避免的。因为我认为主板市场上不正常状态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向国有企业倾斜”因而放松了对上市公司和市场的监管；而二板市场与主板市场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点，就是二板不以国企为主，应当比较容易克服规范主板市场当初遇到的障碍，实现“三公”。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二板市场是可以搞好的。（3）为了改善创业企业的金融环境，除建设二板市场外，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
2、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宏观经济政策
我认为从2000年中期经济走势出现重大转机出来，我国经济的基本态势没有大的改变。从那时到现在，我已经发表过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其基本分析是相同的。除《商业周刊》中文版2001年10期发表的《中国经济怎样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一文外，我为提问的记者准备了另外一篇文章：《中国经济走势与可选政策》（《人民日报·内部参阅》2001年第39期）。
在这些文章中我的基本观点是：
¡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的态势良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正在深入。特别是在十五大方针落实得比较好的地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向好发展的龙头。
¡ 在世界经济放慢和加入WTO以后面临多方挑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很大的发展潜力。在今后一段时期中保持7％的GDP年增长率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关键是坚持和完善前几年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 要继续采取需求与供给方面“两手”并用的政策以及消费与投资并重的政策。
¡ 对于“两手”的力度，要适时进行调整。
¡ 加快金融改革：加快国有银行改革，放开民营银行、进一步对外开放、完善监管体系。
¡ 要果断的推进财税改革。
¡ 能够保持多高速度的增长，最重要的是取决于是否能够采取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启动民间投资的经济政策。最近国家计委发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政策措施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如能贯彻落实，一定能够更大的发挥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3、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也是我近年来比较关心的一个课题。除《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一书中的一些论述外，我为提问的记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了一篇文章，即《民营经济：经济百花园中正在绽开的鲜花》（《大公报》2001年7月24日）。
¡ 1997年以后“放小”工作在全国普遍展开；中共十五大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规定，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998年以后，有关的立法和行政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
2000年全国民营企业投资者人数增加21.5%，投资增加29.4%，营业额增加38.25%。特别是浙江、江苏、广东等沿海省份，民营企业在工业产值和商业零售总额中已占主要地位。
¡ 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促进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回升和使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放慢中一枝独秀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为化解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找到了出路，包括（1）成为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渠道；（2）是化解农村贫困、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道路；（3）推进我国企业走向世界。
¡ 现在在一些地区，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较大的问题，必须切实加以解决：（1）要从宪法上保障私有财产权利；（2）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3）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4）改善市场秩序，确立法治；（5）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
¡ 现在各级政府正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启动民间投资，例如国家计委最近发布的《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政策措施的意见》等文件。
4、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应解决的问题？以您的经历而言，独立董事制度在实际推行中注重哪些问题？”
已经讲得太多，请参阅：
¡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途径》，载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9－150页。
¡《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2001年11月9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企业管理技术创新与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讲演提纲。
5、关于“三农问题”
¡ 今年人大会上朱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很大篇幅讲农村问题，这是切中时弊的。农民贫困、农业停滞和农村偏枯的“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9亿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关系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我不太懂农业，但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考虑，主要是：过去几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农业和农村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但“三农”问题仍有愈演愈烈之势，看来症结在于没有紧紧抓住农村人口过多，人均占有土地资源过少这个根本问题加以解决。
¡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放手发展中小企业又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备前提；
¡ 浙江地区在大规模发展中小企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等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它表明，这是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 除了要坚持和完善支持民间经济发展、启动民间投资等行之有效的政策外，还需要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 最近在一次讨论会上，我有一个发言，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也把这个发言稿提供给提问的记者。要附带说明的是：关于这篇文章提出的允许土地产权流动问题，在讨论会上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应当分别情况采取。
6、关于中国加入WTO以后的对应策略
¡ 加入WTO的机遇是潜在的，挑战是现实存在的。
¡ 机遇主要不是来自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障碍的消除和国外资本更顺畅地进入中国，而是来自我们由应对挑战推动的改革的努力。
¡ 对应策略要着重于：
（1）
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和中小企业的大发展；
（2）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的真正到位；
（3）
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
（4）
政府规制的转型；
（5）
法治社会建设。
（参见吴敬琏：《机遇来自正确地应对挑战》，《人民日报》2001年11月5日）
7、关于规范市场秩序和信用制度建设
¡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
¡ 中国已经搭起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大体框架，但是信用状况不佳，表现在：（1）履约率极低;（2）债务人大量逃废债务;（3）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4）企业披露虚假信息，包装上市圈钱;（5）以万亿元计的银行的不良贷款积累;（6）盗窃知识产权，等等。
¡ 建立国民信用管理体系。因为发生信用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所以要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制度来削减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同时要通过严惩失信行为提高失信成本。
¡
归根结底是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它主要包括：
（1）
通过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界定政府职权；
（2）
保证法律的透明性；
（3）
坚持执法上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一致性。
（参见吴敬琏：《信用担保与国民信用体系建设》，2001年11月13日在《2001中国担保论坛》上的发言要点。《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月3日。）
8、关于西部开发
关于西部开发问题，在历年的政协会上和接受记者采访，我的基本观点是：
¡ 西部开发一定要避免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那种政府包办，给钱、给物、给项目为主的做法，地方政府也不要把主要希望放在“跑步前进”上。要采取市场经济办法；
¡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好的市场秩序和为企业准备良好的经营环境上。政府也要提供诸如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在这两方面，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是责无旁贷的。
¡ 西部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比重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没有形成，市场发育程度低，所以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改革。
¡ 四川广元地区的例子：广元是一个地级市，辖7个县，其中3个是国家级困难县，4个是省级困难县，35万特困人口。浙江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对口支援广元，浙江省委、省政府到四川扶贫，不带政府项目，不办厂子，而是把一批工商业者带到那里去谈判，结果有200家企业谈成了，有搞加工的，有办小市场的。到1999年广元已经全面脱贫。浙江去的老板多数也都赚了钱，200家企业没有一家退出。现在广元有浙江商人3000多。他们把广元本地的工商业者也带起来了，广元人打破了过去的“盆地意识”，热衷于从事工商业。从而实现了由“输血”变“造血”（《吴敬琏谈中国宏观经济的几个问题》，载《国有不良资产处置实务论坛》会刊2001年9月19-20日）。